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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汉和东汉共经历了四百余年的历史，对文化、制度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开创性贡献。然而，这段历史最终以禅让的方式结束，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。汉魏禅代为何成为可能？东汉坍塌的原因究竟何在？这一问题的探讨一直备受关注。禅让的核心问题在于天命的移交，即汉帝国的“命”被夺取，这暗示着汉魏禅代的前提是汉帝国拥有一种可以夺取的“命”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从宗教或神学的角度来思考“汉家”之“命”是如何建立的，以及为何最终面临更替的问题。

汉代的“汉家”即汉帝国，被视为“天下一家”，成为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突破口。日本学者尾形勇曾详细研究了汉代文献中广泛提及的“汉家”一词，强调其与“皇家”、“刘氏”、“帝室”等词的关键差异。他认为，“汉家”不仅有私“家”的属性，更具有超越私“家”的“公”属性。然而，尾形勇并未深入探讨“汉家”之“公”属性的来源，而这正是解答“汉家”秩序解体的关键。

“汉家”的“公”属性来源于其神性，这是确保其获得超越私“家”之“公”属性的根本因素。神性的信仰本质要求个人经验的剔除和纯粹的归附式认同。因此，神性的注入成为确立全新“家”秩序的最彻底方式。由此，需要加强和完善一整套超越于万千私“家”、但为其所认可的“天下一家”的话语表达。

在这一语境下，谶纬成为赢取天命的关键。在汉成帝、哀帝时期，谶纬以神秘的信仰形态，通过高扬汉的建国神话和谶纬神学，完成了建基于“家”却以“无家”为基础的“汉家”神学构建。然而，谶纬的注入也导致了天命神权的竞争。在两汉之际，“篡汉”和“复汉”相继上演，神权最终归拢于“汉家”。谶纬的运用使得“汉家”的神学属性得以加强，为其获取“公”属性的灵魂——天命创造了条件。

“汉家”的神学完成标志着一个与天命紧密联系的神圣国家范型的铸成。在灾异学说盛行的时期，谶纬通过建立与“天命”相关的神统、建构“汉家”的神学体系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先秦以来“天下为公”的构建。然而，同时，谶纬也开启了天命神权的竞争。在“窃汉”与“复汉”之争中，谶纬被援引为证明天命所系的依据，这表明谶纬是掌握人心、赢取天命的关键。

在汉末时期，谶纬神学通过灾异、星象、符命等方式，保障了“汉家”之“公”系统的有效运转。谶纬的完成使得“汉家”的体魄中生长出“公”的灵魂——天命。在灾祥征兆体系中，天子被天命选中，代表众人对天负责。所有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角色，参与到天下这个大“家”中。谶纬的推演、预测成为关系国运的“天机”，国家因之设立专职人员，民间亦不乏窥测天命者。因此，符命、谶纬、星象、灾异之说大兴，太平祥瑞证其天命所归，灾变异象预示天命转移。

汉末时期，各种代汉思潮如五德终始说、谶纬神学以及原始道教神学和“终末”论说相继涌现。天命之争，即德运之争，是谶纬神学注入“汉家”内涵后的首次社会回响。黄巾军走上反汉之路的原因，则在于黄巾的救世神学发生了由“辅汉”而“代汉”的变化。原始道教以追寻“太平”理想秩序为目的，对汉魏之际的历史变迁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。

总体而言，谶纬神学在“汉家”之“命”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，塑造了“汉家”的神学属性。而原始道教则承接并发扬谶纬神学，传递了其接力棒。在“汉家”趋于崩解之时，原始道教成为汉“魂”的承载者。原始道教以追求“太平”理想秩序为目标，对整个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这一时期的代汉思潮，无论是清流、党锢的公开抗议，还是隐逸之士的无声反抗，甚至是黄巾军的反叛股指股票配资，都深受谶纬之影响。在谶纬的引导下，他们试图解构“汉家”秩序，追求更加符合天命的理想秩序。